欢迎来到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沈航微理论】全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引导与公民媒介素养教育

  “沈航微理论”专栏正式上线了!该专栏面向全校广大师生建立理论学习的平台,进行理论学习和理论武装,进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专栏将采用理论文章、微视频、图片等形式,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内容,力求把创新形式和权威内容结合起来,把浅阅读和深度学习结合起来,把碎片化学习和系统学习结合起来,让理论学习轻松易懂、有趣实用,进一步增强理论学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作者:马克思主义学院白蔚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这一走近的姿态体现在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综合素养上,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媒介素养。

  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引导突显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引发了全世界关注。在全媒体时代,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网络上快速演变成舆情事件,考量着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和公民的媒介素养。在我国全民参与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众志成城,协同作战,充分发挥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媒体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能力存在不足,突显出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伴随着传染病的爆发,信息疫情会同时爆发,与疫情相关的过多的信息导致人们无所适从,反而遮蔽了可靠的信息来源和舆论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特别是在事件初发期,大量不实信息引发的网络舆情会影响人们对事件的感受和认知。突发公共事件,一般都会引起较大的舆情,在网络发酵成为广受关注的舆情事件。随着新媒体的兴起,网络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公众舆情的策源地。网络舆情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媒体语境下,打破了国际国内、线上线下的分界,形成了越来越复杂开放的社会公共舆论空间,在事实与真相之外,出现了大量“媒介现实”,大大增加了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的难度。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各国基于本国国情与文化作出了不同的应对举措,既互有借鉴,更互有批判。不同的抗疫战略反映了不同的国家治理理念和价值体系。应对疫情之战在网络上演化为舆情之战,不同价值观念在全球舆论场激烈碰撞。疫情引发的舆情之战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网络舆论场既是各种媒体博弈的战场,也是各种意识形态交锋的场域。舆情之战,归根到底是意识形态之争。以媒介素养教育引导舆论导向,既要维护国家利益,捍卫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安全,又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达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

  二、以媒介素养教育的意识形态特性支撑舆情引导、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

  20世纪末,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个舶来品出现在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尚在扫盲阶段,中国网民就已先行开始了媒介化生存。进入全媒体时代,媒体深度嵌入社会生活,媒介化生存已成为常态,对我国的公民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般意义上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包括两方面基本内涵:一是公众使用媒介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包括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二是公众对媒介信息的选择、分析、解读批判以及合理应对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不仅仅是能力教育,更主要是价值观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任务是掌握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使主流价值观成为公民自身媒介素养的精神内核。意识形态理论视域下的媒介素养教育,究其本质,是教育公民明确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将更有利于发挥政府和媒介应对突发事件的舆情引导作用,也更有利于提升普通民众面对海量信息疫情和“媒介现实”的自我解码和批判能力。

  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媒介素养,是全媒体时代舆情引导的需要。全媒体时代的舆情引导,必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健康的网络舆情生态环境的构建,离不开法治规范。首先要从法规制度上加以规范,构建网络舆情监督的法治规则,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健全舆情应对机制,做到依法治网。依法进行舆情引导的同时,发挥媒介素养教育的教育功能,以媒介素养教育的意识形态特性支撑网络舆情引导,丰富网络治理方式,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与网络法规形成刚柔并济的治理模式,构建法律规范、行政监管、主体自律、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网络综合管理体系。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然要义。在全媒体时代,舆情应对能力作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重视媒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需要以全方位的媒介素养教育格局提升公民的媒介素养,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

  三、媒介素养教育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提升舆情引导主体的媒介素养

  良好的触媒习惯和理性的读媒态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公民媒介素养需要通过接受整体性、系统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加以提升。从实践来看,我国的公民媒介素养教育方兴未艾,在时间上相对滞后,在内容上仍偏重技术能力的培养,对媒介信息的分析解读能力的教育比较薄弱。从理论研究来看,长期局限于新闻传播学专业内部,跨学科研究仍没有全方位展开。

  媒介素养教育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需要由各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学界、企业界、家庭等各个主体共同构筑媒介素养教育网络,政府应增强顶层设计、媒体应遵守媒介伦理、学校应创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同时也需要相关社会组织、社区及家庭的协作,共同构建科学合理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建立清朗的网络空间、健康的媒介素养生态系统。

  全媒体时代,媒介素养是社会各界都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媒介素养教育应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以普遍性的提高媒介素养为目标,而其中当务之急需要提高政府机构公务人员的媒介素养、媒体从业者的媒介素养、青年群体的媒介素养。

  对网络舆情进行治理和引导,一般以政府为主导。过去,舆情主要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进行传播,政府对传统媒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全媒体时代,舆情的主要媒介为互联网,新媒体已成为舆论场的重要信息来源,其社会影响力大有超越传统媒体之势,加大了政府引导舆情的难度。作为治理主体的各级政府、相关机构应把舆情应对能力作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高度重视,把提升媒介素养摆在足够重要的位置。

  媒体的首要职责是向公众提供真实的信息,陈述事实真相,帮助公众理性地认识世界。全媒体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所扮演的“扒粪者”或“把关人”的角色已经泛化。因为在人人都持麦克风的全媒体时代,媒体的话语权已经被分化。传统的媒介伦理遭遇全媒体时代后真相语境的挑战。在诉诸情感比诉诸理性更能影响民意、表达立场比陈述事实更能塑造舆论的后真相时代,亟需重建追求真相、探索真理从而教育公众的媒体伦理。要重建媒体伦理、重拾媒体培养理性公民的社会职责,需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媒介伦理的建构,既应指向媒体从业人员,也应指向媒体平台的参与者,特别是以网络化生存为常态生活方式的青年群体。

  在全媒体时代,受新媒体影响最大的是青年群体。青年群体既饱受媒介文化滋养,也深受媒介文化冲击,同时也是建构网络空间、培养媒介素养生态系统的主体力量。面对众多媒体带来的海量信息,如何辨识和解读,身处多元文化思潮构成的复杂舆论场,如何选择和应对,对青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青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不仅要教会他们科学有效地使用媒介的技术方法,更主要的是提升他们对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在对媒介信息解读批判的过程中,建构起正确的价值观,认同主流意识形态。

TOP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